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 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 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 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 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 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 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 失，长征损失也很大，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 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 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 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 况比较复杂了。 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Ҽ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 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 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 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 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 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 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 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 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 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 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 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 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 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 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 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 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 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五十五万 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 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 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 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 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 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 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 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 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 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 社、队分为一、二、三类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 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 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 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 们的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 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 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 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 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 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 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 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 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 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 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 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 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几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 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 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 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 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 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 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 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 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 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 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 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 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 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 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 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 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 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 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 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 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 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 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 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 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 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 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 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 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 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 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 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 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一九六一年，要成 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 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本篇二是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 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 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 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 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 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 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1]，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 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 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2]以后，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 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 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 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 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 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 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 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 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 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 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 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 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 家英[3]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 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 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 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 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 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4]， 武昌会议的决议[5]，郑州会议的记录[6]，上海会议十八条[7]，我写给生产队、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8]。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 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 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 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 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 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 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 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 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 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二 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讲解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 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 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 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 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 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 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 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9]。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 错误的路线[10]。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 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 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11]以前的事。那一 批人以刘安恭[12]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 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 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 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 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 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 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 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 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 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 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 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 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 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 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 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 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 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 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 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 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 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 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13]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 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 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 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 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 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 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 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 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 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 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 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 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 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14]，当 时立三路线[15]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16]是有了。我们党有一 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17]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 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 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 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 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 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 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 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 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 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 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 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 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 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 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 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 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 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 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 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 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 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 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 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 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 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 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 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8]。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 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 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 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 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 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 “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 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 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 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 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9]两个人到 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 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 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 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 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 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20]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21]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 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 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 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 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 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 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22]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 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 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 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 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 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 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 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 论》[23]，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 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 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 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 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 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 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 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 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 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 过。在遵义会议[24]上，凯丰[25]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 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 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 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 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 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 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 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 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 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 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 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 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 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 呢?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 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 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Ҽ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 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 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Ҽ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 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 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 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 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 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 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 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 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 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注释 [1]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一篇文章《调查 工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 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 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 同志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2] 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 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4]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 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 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7]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 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 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 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 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8] 见《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卷第299页）。 [9]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 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 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没有继续 当选前委书记。 [10]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 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11]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 刘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 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13] 《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 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14]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 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 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 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 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 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 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5]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 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 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 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 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 主义错误。 [16] 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 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 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 “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 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 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7] 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 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 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 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同志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 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 指挥和前委书记。 [20] 指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 作会议。 [21] 指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22]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 联部长会议主席。 [23] 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 国主义论》的。 [24]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5] 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