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 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 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 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 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 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 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 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 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 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 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 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 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 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 〔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 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 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 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 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 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 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 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 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 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 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 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 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 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 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
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 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 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 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 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 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 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 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 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 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 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 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 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 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 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 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 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 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 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 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 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 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 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 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 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 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 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 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 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 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 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 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 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
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 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 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 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 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 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 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 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 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 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 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 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 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 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 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 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 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 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 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 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 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 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 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 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 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 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 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 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 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 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 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 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 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 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 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 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 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 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 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 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 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 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 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 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 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 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 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 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 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 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 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 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 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 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 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 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 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 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 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 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 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 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 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 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 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 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 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 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 广〔11〕。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 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 巴卢库等时的谈话。 〔1〕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什图拉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 〔2〕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 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 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 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 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 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 《海瑞罢官》。 〔5〕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内容如下： 新华社三日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6〕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 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7〕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文革前主持一线工作。 〔8〕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一九三二年 曹荻秋在上海被捕，五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一九三〇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 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 〔9〕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10〕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1〕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战争。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 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1〕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 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 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 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 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2〕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 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 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 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 倒，干不了几天。〔4〕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 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5〕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 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 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 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 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
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 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 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 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 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 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 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 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 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 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 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 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 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 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 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 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 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 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 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 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 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 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 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 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 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 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 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 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 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 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 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 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 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
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 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 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 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 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 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 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 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 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 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 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 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 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 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 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 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 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 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 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 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 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 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 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 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 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 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 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1〕安亭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十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 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三十厂（王秀珍）、三十一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 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十七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 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上海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 宣传工具，却得到“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工总司”十日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 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 希望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十一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 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十一 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十二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
沪。 十三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 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 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 十六日毛泽东说“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 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 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2〕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 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 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 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 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 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 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 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 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 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 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 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 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 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 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 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 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 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 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 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 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 第一点。 〔3〕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一月四日，上海造 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一月六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 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 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 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十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 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 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 利”。一月十六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 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一月十七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 委、市人委的权。一月十八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二十一日以“把财贸 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道。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 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一月十九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 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 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二十一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二十二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 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一月二十一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 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 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一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 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 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4〕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 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 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 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 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 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 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 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 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 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 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
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 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 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 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5〕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 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 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 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 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 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 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 该是这样分嘛。 〔6〕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 史。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 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 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 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 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 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也是不行的，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 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 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 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 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 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 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 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 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 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 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 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 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 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 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 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 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 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 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 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 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 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 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 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 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 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7〕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 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一九五〇年被取缔。 〔8〕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 十六条。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 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 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 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 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 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 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 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 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 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 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 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 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 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 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 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 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 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 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 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 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 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 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 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 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 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 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 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 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 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 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
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 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 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 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 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 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 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 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 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 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 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 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 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 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 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 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 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 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 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 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 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 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 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 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 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 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 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 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 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 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 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 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 （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 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 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 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 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 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 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 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 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 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 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 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 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 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 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 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 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 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 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 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 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 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 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静火有言：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手续把大批干部尽快救出去似乎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多少同志宁肯死在 监狱也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发表什么《反共启事》，如江姐等，即使是在同一个监狱，刘格平张良云等同志也拒绝 发表《反共启事》，又坐了八年牢，从这点上说，指示一部分同志发表《反共启事》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对不起 自己的信仰。
论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十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1〕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 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 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 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 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 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2〕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 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 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 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 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 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 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 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 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 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 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 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 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一九六七年五一前后——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3〕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 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 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 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4〕式的人物 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 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
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 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 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 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 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 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 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 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 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 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 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 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5〕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 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 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五）（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6〕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 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起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红旗》杂志社论）。 〔2〕这是毛泽东在听了“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3〕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节录。 〔4〕黎元洪，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 联合的通知》，毛泽东起草了本段。
〔6〕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