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诺的谈话 · 毛泽东选集知识库

与斯诺的谈话 ——关于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1〕的时候？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

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

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毛泽东：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斯诺：一九七二年。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

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你想到了。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24〕。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

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g长岛。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斯诺：是新版吗？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毛泽东：就是那张。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 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

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不怎么样。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斯诺：够了。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斯诺：够了。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毛泽东：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斯诺：那是。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

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Ｓ形。斯诺：有时候还要走Ｏ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注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谈话纪要。〔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迅速影响了香港局势，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动起来。港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对罢工、游行的群众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打死打伤数人，对一些报刊采取了停刊，并逮捕了记者。这样一来，中国与港英当局的矛盾激化。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二十一人。十一日和十二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十五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

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十九日，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五月二十二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在这一天，香港有五百人被捕。八月七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八月二十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 八月二十二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直闹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清华的“四一四”。八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一九七一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2〕“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5〕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6〕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7〕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8〕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9〕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10〕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11〕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12〕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13〕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14〕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15〕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6〕这里毛泽东记忆有误。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18〕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19〕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20〕勃兰特，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2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22〕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23〕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4〕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25〕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26〕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27〕《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28〕指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29〕刘少奇，文革前原时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0〕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31〕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32〕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33〕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34〕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走资派。〔35〕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6〕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37〕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38〕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39〕柯西金，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40〕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4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一）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三）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四）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七）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

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九）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十一）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十二）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三）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 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十五）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十六）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十七）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十八）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十九）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二十一）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二十二）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三）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二十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

服，就可知道了。” （二十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注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

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

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

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注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2〕“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3〕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彭述之，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4〕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5〕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6〕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7〕罗章龙（一八九六年——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又名文虎，中国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另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将其定为“右派小组织”，开除出党。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在各地任教。自一九三四年起，罗章龙先后出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的经济学系教授。在一九四九年后，又先后任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教书。并且，罗章龙先后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逝世于北京。〔8〕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

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9〕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10〕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11〕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12〕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13〕黄永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李作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4〕三项议程，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１．讨论修改宪法问题；２．国民经济计划问题；３．战备问题。〔15〕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九大党章中没有采用。〔16〕《我的一点意见》写在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批评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的论调。〔17〕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继续鼓吹“天才论”，极力主张设“国家主席”。〔18〕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19〕陈伯达，时任政治局常委。〔20〕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21〕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这次会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四百四十九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但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华北会议，被毛泽东批评为“批陈不痛不痒”。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2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23〕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内容是：“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

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4〕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25〕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26〕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27〕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28〕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了《欧仁·鲍狄埃》一文。〔29〕即《我的一点意见》。〔30〕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31〕彭罗陆杨，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32〕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九四五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一九六七年三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林立果自小被娇生惯养，其人狂妄自大，充满幻想，野心勃勃，却被空军系统内部吹成是“超天才”。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私自秘密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九月十三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静火有言：以林彪之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和政治上的成熟老辣，尽管在政治上失利，但也断不会制定如此幼稚可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可惜其教子无方，受其拖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

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

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

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注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1〕小唐，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参加本次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2〕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3〕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一号其源于六十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5〕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6〕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7〕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静火有言：林彪教子无方，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说冤也不冤。〔8〕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9〕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10〕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1〕指乔冠华。〔12〕伍修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13〕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14〕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15〕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16〕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17〕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静火注：国防科委统一规定的地空导弹兵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是“暴君”“独裁者”，并提出“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静火注：越战中臭名昭著的B-52轰炸机，借此暗示毛泽东亲美，并借指毛泽东），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静火注：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日本死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18〕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