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 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一九六四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 有的，不然就没有正确的了，真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辩证 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 没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 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 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 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不能怕麻烦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 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 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 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 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 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 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 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 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 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 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的批语。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林彪同志： 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 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60]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 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 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61]等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 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 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 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 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 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 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 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 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 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 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 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 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注释 [1] 这份《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中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 上海市人委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十二 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了一百个突 击队，深入到十七个区三十八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作出了榜 样。各个区的卫生运动都开展得有特点、有目标。各办事处均有一个重点户带头示范，树立 旗帜，并已决定将每星期四作为除四害日。 [2] 指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 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的报告。 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 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帮助我 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 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在一 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 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 介绍我国建设总路线，使苏联专家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 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 见《孟子·离娄上》。 [7] 见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17——319页）。 [8]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9] 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 [10]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11]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 话。见本卷第五十六篇。 [12] 指王任重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同志的四份材料：王延春同志等三 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 两个报告，王延春同志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同志并省委的报告。 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 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 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 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13] 指王延春同志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 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 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 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 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14]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召开的部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 [15]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的 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的方针。见本卷第五十七篇《郑州会议纪要》。 [16] 见《聊斋志异·青凤》。 [17]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18]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 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 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 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19] 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 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 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 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 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 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 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 党军七千余人。 [20]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 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 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 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 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2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 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 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 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 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 谈。迄至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 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22]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23] 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 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2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 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 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 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 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 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 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 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 布解散。 [25] 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 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 那里平定叛乱，进行西藏人民所渴望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 利可以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了大量诽谤中国和干 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 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 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26]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人、大区负责人和 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7]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8]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 的《郑州会议记录》， [29] 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30]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 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 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31]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32] 斯大林奖金是根据1939年1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设立的一项奖金，旨在鼓励科学 技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从1941年起开始颁发，一年一次。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项奖 金随之停止。1966年4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将斯大林奖金改名为苏联 国家奖金。 [33] 卫生部党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 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 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 [34] 卫生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从县到生产队的卫生医疗保健网 已初步形成，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关于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个 问题。三、加强县医院（卫生院）的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医疗态度”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方针，使 县医院真正成为全县医疗技术的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 [35]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36] 指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7] 指张平化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我 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作调查，同时在文家市作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 销社的试点。大江大队经过整风整社后，“五风”基本上纠正了，但遗留问题还不少。我们 认为，大江大队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整风整社之中及其以后，一定要抓紧落实按劳 分配的各项积极措施，这样才能纠正平均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从正面引导农民走集体生产、 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走单干的老路。 [38]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一九五九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39]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 [40]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陈 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 [41]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2]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43] 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44]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 编辑部名义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 [4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6] 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 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7] 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一年一月起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48]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 [49]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三大领域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50]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51]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学家。 [5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 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53] 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抓曲艺 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 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 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 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 [5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 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55]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56]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57]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58] 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59] 即此篇（三）。 [60] 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 中下旬，五十五师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战备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 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 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部队接受任务后，思想稳定，斗志 旺盛，求战心切，纷纷要求打头阵，当尖兵，对阶级敌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仇恨。二、进一 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 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较深较细。抓住 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 到了“部队走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 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转 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 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 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 [61] 艾思奇（一九一〇年——一九六六年），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 命家，原名李生萱，哲学家。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 员，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等，毛泽东同志称他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十二日） 一 一月十一日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 责）。章伯钧[1]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 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 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 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 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 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 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 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 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2]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 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 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 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 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 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 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 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 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 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 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 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 “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 “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 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 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 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 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 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 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3]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 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 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 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 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4]。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 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 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 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 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 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 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 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 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 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 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 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 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5]犯了错误）。 二 一月十二日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 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 “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 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 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6]的联 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 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 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中国农 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 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 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 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 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 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 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7]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 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 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 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 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 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 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 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 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 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 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 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 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 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 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 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 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 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 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 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 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 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 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 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些同志的心。我说 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 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有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 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 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 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8]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 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 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 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 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 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9]，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 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 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 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 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 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 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 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 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 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 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 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10]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 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 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 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 共产党促进的。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 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 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 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 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 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 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 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 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 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 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 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 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 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 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 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 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鲁言告诉我，十年看五年，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 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 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 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注释 [1]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县后方乡 育才村），中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收藏家。 [2] 见本卷《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3] 张奚若（1889年－1973年7月18日），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早年 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润之赤旗版 常委、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 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务；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著有《主权论》、《社约论考》等。 [4]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 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 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十八日的著作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对梁漱溟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陈铭枢（1889年~1965 年），字真如，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客家人，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从军而信佛。 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系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5]朱可夫，即格奥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俄语： ео р ий о è а и ович è ков，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著名军事家， 战略家，苏联元帅。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 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Ҽ的将领之一。赫鲁晓夫在50年代搞ᩎ 政变， 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 [6]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7] 见《孟子•滕文公上》。 [8] 即胡乔木(1912年6月1日——1992年9月28日)，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 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名誉院长。 [9] 应该是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见《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 廖鲁言（1913年－1972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